１０月５日下午，屠呦呦获得诺贝尔生理学或医学奖的消息传出后不久，一则“热烈祝贺北大校友屠呦呦获诺贝尔生理医学奖”的消息就迅速在“北京大学”“北京大学招生办”等多个北大官方微信公众号传播。
消息称，1951年，屠呦呦考入北京大学医学院（现为北京大学医学部），选择药物学系生药学专业为第一志愿。
早在2011年9月，屠呦呦获得被誉为诺贝尔奖“风向标”的拉斯克奖之前，北京大学生命科学学院前任院长饶毅就高度评价过屠呦呦的研究工作：屠呦呦在青蒿素的发现过程中起了关键作用，因为她的研究组第一个用乙醚提取青蒿，并证实了青蒿粗提物的高效抗疟作用。
北大发布的消息称：“恭喜北大校友屠呦呦获得2015年诺贝尔奖，成为第一位获得诺贝尔科学奖项的本土中国科学家、第一位获得诺贝尔生理医学奖的华人科学家。”
□人物
从事中西药结合等研究
创制新型抗疟药青蒿素
屠呦呦，1930年生于浙江宁波。“呦呦鹿鸣，食野之苹”，《诗经·小雅》中的名句寄托了屠呦呦父母对她的美好期待。
1951年，屠呦呦考入北京大学医学院（现为北京大学医学部），选择药物学系生药学专业为第一志愿。她认为生药专业最可能接近探索具有悠久历史的中医药领域，符合自己的志趣和理想。在大学4年期间，屠呦呦努力学习，取得了优异成绩。在专业课程中，她尤其对植物化学、本草学和植物分类学有着极大的兴趣。
1955年，屠呦呦大学毕业，分配到卫生部直属的中医研究院（现中国中医研究院）工作。
1969年，屠呦呦所在的中医研究院接到了一个“中草药抗疟”的研发任务，代号523，成了当时研究防治疟疾新药项目的代号。屠呦呦加入了中医药协作组，与军事医学科学院的研究人员一同查阅历代医药记载，挑选其中出现频率较高的抗疟疾药方，并实验这些药方的效果。
1971年下半年，屠呦呦由用乙醇提取改为用沸点比乙醇低的乙醚提取，1971年10月4日成功提取到青蒿中性提取物，获得对鼠疟、猴疟疟原虫100%的抑制率。
1977年，她首次以“青蒿素结构研究协作组”名义撰写的论文《一种新型的倍半萜内酯——青蒿素》发表于《科学通报》，引起世界各国的密切关注。1980年屠呦呦被聘为硕士生导师，2001年被聘为博士生导师。她多年从事中药和中西药结合研究，突出贡献是创制新型抗疟药——青蒿素和双氢青蒿素。
无留洋背景院士头衔等
被称为“三无”科学家
2011年9月，屠呦呦获得被誉为诺贝尔奖“风向标”的拉斯克奖。这是中国生物医学界当时获得的世界级最高大奖。屠呦呦填补了华人十年未获此奖的空白，也成为了第一位在中国独立完成研究的获奖者。
因为没有博士学位、留洋背景和院士头衔，屠呦呦被当时的媒体报道称为“三无”科学家。
获得拉斯克奖后，几十年如一日潜心科研默默无闻的屠呦呦一时间名满天下，当时已81岁的屠呦呦首次在国内公开亮相。
在当时的采访中，屠呦呦表示，“青蒿素的发现，不是一个人的成绩，是团队共同努力的成果，很多同志都参与这项研究，都做出了贡献。这也是中医药走向世界的一项荣誉。”
屠呦呦曾向媒体介绍，研究的难点在对青蒿科属的选择上，到底应该是哪种植物、提取方法上也需要突破。后来，屠呦呦受葛洪《肘后备急方》中“青蒿一握，水一升渍，绞取汁服”的启发，改进了提取方法，采用乙醚冷浸法低温提取，最终获得成功。
□成就
青蒿素复方药物
对恶性疟疾治愈率达97％
疟疾是世界性传染病，每年感染数亿人，并导致几百万人死亡。上个世纪60年代，引发疟疾的寄生虫——疟原虫对当时常用的奎宁类药物已经产生了抗药性，影响严重。1967年5月23日，在毛泽东、周恩来等中国领导人的亲自指示下，中国政府启动“523项目”，旨在找到具有新结构、克服抗药性的新型抗疟药物。
在当时极端艰苦的科研条件下，中国7个省市、60多家科研机构、超过500名科研人员协力攻关。屠呦呦所在的团队于1969年参加“523项目”。1971年，屠呦呦受到中医药典籍启发，提出用乙醚低温提取青蒿有效成分，并且报告了青蒿提取物的抗疟效果。次年，“523项目”研究人员成功提取了高效抗疟成分青蒿素。
青蒿素及其衍生物青蒿琥酯、蒿甲醚能迅速消灭人体内疟原虫，对脑疟等恶性疟疾有很好的治疗效果。青蒿素类药物可口服、可通过肌肉注射或静脉注射，甚至可制成栓剂，使用简单便捷。但为了防范疟原虫对青蒿素产生抗药性，目前普遍采用青蒿素与其他药物联合使用的复方疗法。
作为“中国神药”，青蒿素在世界各地抗击疟疾显示了奇效。2004年5月，世卫组织正式将青蒿素复方药物列为治疗疟疾的首选药物，英国权威医学刊物《柳叶刀》的统计显示，青蒿素复方药物对恶性疟疾的治愈率达到97％，据此，世卫组织当年就要求在疟疾高发的非洲地区采购和分发100万剂青蒿素复方药物，同时不再采购无效药。
“中国神药”给世界抗疟事业带来了曙光。世界卫生组织说，坦桑尼亚、赞比亚等非洲国家近年来疟疾死亡率显著下降，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广泛分发青蒿素复方药物。仅在赞比亚，由于综合运用杀蚊措施和青蒿素类药物疗法，2008年疟疾致死病例比2000年下降了66％。
据世卫组织统计，截至2009年年底，已有11个非洲国家的青蒿素类药物覆盖率达到100％，另有5个非洲国家覆盖率为50％至100％。而在2005年，仅有5个非洲国家的青蒿素类药物覆盖率为50％至100％。
10月6日，中国中医科学院大门上“热烈祝贺我所屠呦呦研究员荣获2015诺贝尔生理学或医学奖”的横幅已经挂起，作为中国中医科学院中药研究所的终身研究员，屠呦呦于1955年从北京医学院（现北京大学医学部）药学系毕业后便分配至此，工作至今。
据6日举行的中国中医科学院新闻发布会消息，屠呦呦曾4次申报院士，但都没有成功。
本科学历、非两院院士身份却拿到了科学界最高荣誉，在诸多学术巨擘中脱颖而出的屠呦呦集关注与争议为一身。
7日，中国中医科学院院长张伯礼院士在接受澎湃新闻（www.thepaper.cn）采访时称，希望屠呦呦教授的经历对中国科学人才评价和奖励的机制带来更多的思考和变革，“其价值不亚于诺奖”。
一位不愿具名的中国工程院院士则对澎湃新闻称，屠呦呦没有入选院士是一个遗憾，但也不能因此个例而全盘否定了中国院士体制和院士存在的意义。
学术与学风之争
那么屠呦呦还有可能成为院士吗？
概览中国科学院及中国工程院章程，要成为院士必须符合三点：在科学技术领域及工程科学技术方面做出系统的、创造性的成就和重大贡献；热爱祖国，学风正派、品行端正；具有中国国籍的研究员、教授或同等职称的学者、专家（工程院为高级工程师、研究员、教授）。
在自身领域作出重大贡献无疑是入选院士的首要指标，“工程院更注重工程技术的实际转化，科学院则贴近基础一些，但两者有交叉。”张伯礼介绍。对于医药方面的人才，两院均有对口的学部接收。
屠呦呦多年从事中药和中西药结合研究，突出贡献是创制新型抗疟药——青蒿素和双氢青蒿素。这一成果挽救了全球数百万人的生命。如今的诺贝尔奖正是对这一成绩的肯定。
外界普遍认为，从学术角度看，屠呦呦此前未得院士头衔，主要由于青蒿素的发现在过去很多年里都被强调是集体成果，在学术圈内，屠呦呦是否可以作为青蒿素发现的代表人物存有很大争议。
除此之外，屠呦呦的老同事李连达院士曾对媒体称屠“不善交际”，还“比较直率，讲真话，不会拍马，比如在会议上、个别谈话也好，她赞同的意见，马上肯定；不赞同的话，就直言相谏，不管对方是老朋友还是领导”。
再加上院士增选制度改革后，对候选者的年龄也明确作出了限制，中国工程院规定年龄超过70周岁的候选人被提名次数仅限1次，而屠呦呦现年已85岁。
奖项或头衔都已“无所谓”
屠呦呦自1969年开始进行抗疟药的研制，回顾其研究历程，“特时特事特例”或许是最合适的标签。
彼时屠呦呦所在的“523项目”是一个旨在援外备战的紧急军事项目，全国有七个省市、几百位科学家共同参与。
美国国家卫生研究院疟疾研究室研究员苏新专在介绍澎湃新闻采访时表示，他认为屠呦呦长久以来未得院士头衔主要是由于历史原因。“文革”的大背景下，很多事都难以用今天的眼光衡量。“在她从事这项工作的70年代，中国还没有两院的体系。这其中也涉及政治因素，她和研究所确定了青蒿素的发现，这颠覆了许多人在‘523项目’中发挥的作用。”苏新专十分肯定屠在发现青蒿素中的地位。
一直从事中药研制工作的中医科学院青蒿素研究中心研究员杨岚回忆，屠教授申请院士“是多少年前的事情了”，落选原因大家都不大清楚，“我觉得这个事情很正常，（落选）也不止一个人了”。青蒿素研究中心副主任沈建英则认为，得到诺贝尔奖已经代表了全世界的认可，再加光环，也不可能盖过，“屠老师可能已经不会去在乎这个（院士头衔）了，现在我们组内都没关心这个。”
两人还提到，由于国内外评价体系不同，也不能把诺贝尔奖作为衡量学术价值的唯一标准。上述工程院院士持类似看法：“比如一篇论文，送给两个性质不同的杂志社可能就会有两种结果，这是可以理解的。”
据原北京大学生命科学学院院长饶毅在微信公号“知识分子”中介绍，此前在上世纪九十年代，原中国科学院院长周光召曾力图奖励青蒿素有功的科学家，最终给包括屠呦呦在内的十位科学家颁发了“求是科研成就集体奖”。
在中国青年报10月7日的专访中，屠呦呦称自己已经“老化了”，是否得奖已经“无所谓”，也不在意是不是“三无教授”（无博士学位、留学经历、院士头衔）：“我是搞医药卫生的，就为了人类健康服务，最后药做出来了，就是一个挺欣慰的事。”
集体中的个人贡献
张伯礼对媒体提出，申报院士条件应该是个“品”字型结构，最上的“口”字是实际业绩，下面两个较小的“口”字是发表论文和获得奖励。“论文和奖励一定要托起这个事业，在干出事业的时候捎带发几篇论文，捎带得几项奖。”“不能唯论文论，更要看重申请者在科技前沿、攻克难题方面实际的业绩。”
2011年，屠呦呦因发现青蒿素获得有“诺贝尔风向标”之称的美国拉斯克奖，得奖后，同样激起关于其身份的热议。香港大学教授金冬雁2011年在科学网博客中分析称：“由屠的落选可以看到，中国院士选举的一个弊端就是过于注重学术贡献以外的问题，有时达到吹毛求疵的地步。如何将焦点放在学术成就方面，将之作为压倒性的评选标准，应是两院今后的努力方向。人无完人，评院士主要应该评正面的贡献，不应扒粪和揪小辫。评院士的标准不应随心所欲，而要尽量客观。强调学风是对的，但抓住一点小事不放就过分了。”
“过去会战研究更注重集体作用而忽视个人贡献，现在我们要强调两者都重要。有人说集体攻关这种模式过时了，实际不是这样，现在国际上很多大的项目也是靠集体攻关、多中心合作完成的。但在这个过程中也要重视每个人的创新思维，充分发挥每个人主观能动性就更好了。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发挥两个积极性，这样去思考更有意义，更有活力”张伯礼说。
2014年，中国科学院、工程院分别修改章程，按照新的规则，院士遴选减少至只有院士推荐和有关学术团体推荐两种渠道，最大程度避免非学术因素干扰；“谢绝”处级以上官员，公务员和参照公务员法管理的党政机关处级以上领导干部原则上不作为院士候选人；增加了“终选”机制，2015年的新当选院士将由具有投票权的全体院士投票产生，将考察候选人在更广学术范围内的认可度。
前述工程院院士表示，尽管诺奖的评判也有自己的倾向和立场，但从现状看，国内和国际的学术体制还是有差距的，中国还有改进的空间，如何进一步增加程序的公开、公正、透明是接下来的发展方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