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人感叹过年是温情负担：现在好像只剩下花钱

来源：法治周末　　　　　时间：2014/2/13 10:56:44　　　　　

　　大年初七晚上，赵东疲惫地坐在北京的家里，算着自己卡里的钱还够不够这个月的房贷。每年这个时候，他都要这样算一笔账。　

　　大年初七晚上，赵东疲惫地坐在北京的家里，算着自己卡里的钱还够不够这个月的房贷。每年这个时候，他都要这样算一笔账。

　　赵东已经用了5年的“龟速”电脑没有换，眼看苹果手机都要更新到第6代了，妻子的手机还停留在第3代，另外，每个月近8000元的房贷又该交了。

　　回老家过一次春节，两个月的房贷没了，别提更换电子产品。

　　这样的生活节奏，赵东和妻子并不陌生。因为每次过完年的第一个月，都是他们日子最紧张的时候。

　　赵东开玩笑说：“回老家过年前买年货时像个土豪，回来就两袖清风了。”

　　这其实并不是赵东一个人的感受。在央视做的一项调查中，在过年的烦恼里，各种花钱比较多排第一位，占了42.94%。

　　“只是怀念真的东西”

　　赵东在互联网公司工作，和公务员、事业单位的员工普遍一清二白的年终福利相比，他不仅发了13个月的工资，而且还有一笔不菲的绩效工资。

　　然而一个人的大红包，化整为零变成若干个小红包分发出去之后，让赵东和妻子感到日子“一下回到解放前”。

　　两年前赵东和妻子在河南老家办了婚礼，远近的亲戚熙熙攘攘地都来庆贺，之后再回家，去这些亲戚家拜年是必不可少的。

　　赵东算了算，光是自己这边就有五个姑姑两个叔叔，还有六个姨要去拜年，这还不算妻子那边他数不清楚算不明白的亲戚。

　　加上每家的小孩要给压岁钱，关系更密切的还要买新衣服，老人要给封红包，上学的孩子也要有所表示，身体不好的要给买营养品，每年算下来，没有一万元根本不够。

　　赵东和妻子的老家都不算远，一个河南一个河北，因为都是独生子女，结婚后过年更是奔波。

　　赵东觉得虽然离得不远，但是平时也很少回家，工作太忙，仅有的年假也都被杂七杂八的事情占满了，平时很少照顾到父母，只有在过年时给爸妈封个大红包尽尽孝心。

　　今年过年他和妻子先回河南，一直待到初三，走马灯似的赶紧把叔叔大爷们的年都拜完了，又像是赶场一样马上奔赴丈母娘家，又是一轮拜年和同学聚会，等到初七，前一天喝的酒劲儿还没太醒，又得买一兜土特产回北京，带给同事尝尝。

　　看到孩子们的奔波，赵东的母亲王爱英也颇感无奈。

　　王爱英很怀念以前的年，回家的成本虽高，但是真情都在，不像现在，看着孩子们回家，吃饭，聚会，红包，可聚会后回到家，除了累就是累，看不到一点高兴的样子。

　　王爱英说那时候过年，每家都在家里备好了干果和米酒，虽然都是走亲访友，但是没有发红包攀比的压力，没有红包，没有酒席，但那时候的年味远胜过了现在。

　　“就像今年春晚里的歌曲《群发的短信我不回》里唱的一样，这不是面子的问题，我只是怀念真的东西。”王爱英说。

　　如今，回家过年成了一种形式、一种强迫、一种责任、一种负担，完全不是几十年前那种望眼欲穿的过年心情了。

　　“我纠结的不是过年花了多少钱，而是现在过年，好像只剩下花钱，原本的年味儿变成了金钱和酒席的战场。”赵东说。

　　虽然累，不过，赵东觉得这并不是个负担，或者说只是个温情的负担。

　　其实每次提到过年，赵东都对回家产生莫名的恐惧，“太折腾，太费钱”；可临近年根儿，他还是会像投入一场战斗一样，“紧张又幸福的战斗”，抢火车票，买在北京很少吃的全聚德(18.65, -0.36, -1.89%)烤鸭，勒紧钱包准备给父母和亲戚派红包。

　　赶唯一那趟客车回家

　　2014年春节前的一个中午，阳光照射进办公室里，徐莉坐在办公桌前，头微微仰起，眯着眼盘算着过年的打算。

　　2013年，徐莉过得并不轻松，报了英语辅导班充电学习，再加上接连不断的状况，到年底，朱莉没攒下多少钱。相反，信用卡上的赤字倒是多了不少。

　　过年前的一周，徐莉刚刚把好不容易攒下来的5000元汇给了父母，她开始犹豫是否回家过年。

　　回去，机票、红包、礼物，每年这些费用加起来，没有一万元是挡不住的，信用卡已经快要刷爆了；不回去，虽然自己一个人在冷清的北京，但信用卡的赤字还能缓解点。

　　徐莉对于回家的担忧不无道理。从她大学毕业到北京工作起，每年春节回家，都要经历一场“浩劫”。

　　支出大头是来回的交通费和父母的红包。由于工作的特殊性，每年春节回家的时候，徐莉不能像其他人一样提前二十天订返乡的火车票，等她确定了回家的时间，不用说回家的车票，返程车票的预定时间也早已错过。

　　所以想要回家，徐莉只能选择飞机，而这时候的飞机票，往往折扣很低甚至不打折。

　　北京飞往南宁的机票全价是2050元，如果都买不到打折票，来回机票就要4000多元。

　　徐莉的家在广西的一个村庄，坐飞机飞到南宁机场，从机场赶到南宁市里，如果飞机不晚点，机场大巴不堵车，她还能赶上唯一一趟开往自己家里的大巴。但不管哪个过程晚了几十分钟，她就只能从南宁市辗转到县城，从县城坐中巴到镇上，再从镇上坐一个“三蹦子”，带着一皮箱的糕点、烤鸭和糖果颠簸回家。

　　除了交通费，父母及亲戚朋友的红包也是一笔大的费用。

　　徐莉家7个孩子，家族里她第一个考上大学，来到北京工作。作为第一个大学生，徐莉承担的不仅是荣誉，更多的是责任。

　　虽然在北京生活得并不轻松，可在家人和邻居眼里，能在北京工作，就是出人头地，就是有本事的人。

　　“我小时候家里过得并不富裕，春耕时经常借邻居的牛来耕地，现在日子过好了，每次回家，母亲都让我封红包给当年帮助过家里的叔伯们。”徐莉对法治周末记者说。

　　孩子们的红包，父母的红包，亲戚邻居的红包，加一起，几千元钱又没有了。

　　最终，压力之下的徐莉还是决定不回家了，她给父母打了电话，轻轻的一句“今年不回家过年了”。电话那头的父母急了，一年还能有比过年更大的事儿吗，一个人在北京过年算怎么回事儿。追问之下，徐莉不得不说出拮据的实情。

　　父亲很懊悔什么都不问就收下了徐莉寄回家的钱，他当即表示，宁可不要钱，只要徐莉回家过年。“寄回来的钱还给你，机票钱我们来出。”

　　无语哽咽的徐莉，最终答应回家过年。给了父母的红包她肯定不会拿回来，也不会让父母出路费，最终，她把自己唯一的还没到期的1万元定存取出来准备回家过年。

　　尽管囊中羞涩，徐莉还是准备了亲戚朋友的红包，而亲戚朋友，也会拿着刚蒸出来的年糕送到家里，“孩子一年都没回来，尝尝新鲜”。徐莉说每到这个时候，她不会再去想信用卡里的赤字，也不会烦心因为红包封得太多回来要过节衣缩食的日子。

　　“那种亲情，是用钱买不到的。”徐莉说。

　　皮箱里只给自己留个角落

　　同样纠结回家路费的还有张达，张达家在贵州，为了能抢到回来的火车票，张达发动了8个人帮他抢票。电话网络齐上阵，他一遍遍叮嘱这8个人他要抢的车次和时间，并在抢票开始前的十分钟统一对表，生怕谁一不留神就错过了他宝贵的车票。

　　这样的谨慎背后是巨大的金钱差异，因为火车票只需要不到500元，飞机票要将近2000元。

　　终于他的一个朋友帮他抢到了车票，张达甚至用“欣喜若狂”来形容他的心情。因为这抢到和抢不到之间，差着一个月的房租钱。

　　行程已定，接下来的，张达开始采购回去的年货。

　　北京烤鸭和稻香村的点心是一定要带的，另外，因为老家没有同仁堂(19.53, -0.38, -1.91%)，亲戚朋友每次过年都要托张达捎上同仁堂的药丸。

　　稻香村的拿破仑和玫瑰饼，同仁堂的牛黄清心丸，他自己，只买了一包巧克力威化饼准备在路上吃。最后，他的箱子里只剩下一个角落装自己的衣服，其余全是带给亲戚朋友的礼物。

　　刚刚买了房子的张达还给父母准备了一个一万元的红包，又拿出5000元准备分发给他的长辈和晚辈。

　　红包的压力并不是张达一个人有，在一项涉及11万多人的调查当中，月收入3000元以下的人占30%多，月收入3000元到5000元的占36%，而过年消费2000元到5000元的占31.39%，消费5000元至10000元的占到25%。

　　“大学同学、研究生同学都赶在春节扎堆结婚，我算了下至少要出5个同学的结婚份子钱，还有初中、高中同学的孩子也基本都出世了，老家都在一块，要是拜年碰上了也得给个见面礼，算下来已经出了2500多元了，快赶上我一个月工资了。”

　　张达说：“我还没成家，其他的都还是父母出，但就这些红包已经让我觉得很吃力了。”

　　与传统红包相比，马年春节的“微信红包”带动了一种新的“发红包”方式，“发红包”“抢红包”也成为人们相互拜年、送祝福的一种社交方式。

　　“抢红包抢了200多元。”有微信网友告诉法治周末记者，“微信抢红包给朋友之间带来了很多的乐趣，也很有春节的氛围，但这只是朋友之间的一种社交方式，是一种补充，并不能代替家人之间的传统红包。”

　　在央视做的一项调查中，在过年的烦恼里，各种花钱比较多排第一位，占了42.94%。但是赵东说：“不管怎么样，过春节都应该是我们感到幸福的事。虽然说比较费钱费力，但也是感受亲情最多的时候，过年还不错。”

　　赵东今年给父母买了台按摩椅，他在想明年回家给他们添个什么大件儿。

责任编辑：冰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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