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稻葵：改革最关键时期在未来三到五年

来源：中国企业新闻网　　　　　时间：2012/11/26 14:07:49　　　　　

　　世界经济在动荡中二次下落，给未来世界经济前景蒙上了阴影。如何克服当前经济下滑困难，应付外部冲击，是当前需要解决的迫切问题；如何把握未来发展趋势，如何应付未来挑战和矛盾、挖掘主导发展的积极因素，开辟一个新的可持续发展的时代，事关重大，当务之急。　

　　世界经济在动荡中二次下落，给未来世界经济前景蒙上了阴影。如何克服当前经济下滑困难，应付外部冲击，是当前需要解决的迫切问题；如何把握未来发展趋势，如何应付未来挑战和矛盾、挖掘主导发展的积极因素，开辟一个新的可持续发展的时代，事关重大，当务之急。

　　未来十年，对于中国现代化进程至关重要。面对艰巨任务的中国新一代领导人，要克服国际国内的种种困难，才能使中国经济再创本世纪最初十年的辉煌。《中国企业报》记者独家采访了著名经济学家李稻葵，就中国未来十年政治经济走向进行了探讨。

　　 中国经济的低谷将出现在未来三到五年

　　《中国企业报》：中国经济二季度以来出现了较大幅度下滑，外部经济动荡带来了新的冲击。您如何看待这种现象？中国经济是否到了最困难的时期？

　　李稻葵：短期来看，中国经济并没有硬着陆的风险。尽管温和的经济刺激并没有如期推出，其主要原因可能是决策者特别担心房地产价格的反弹以及上一轮刺激政策所带来的负面影响。但毕竟这种温和刺激的政策已经推出，并将在明年的上半年开始发挥一定的作用，中国经济短期内将会出现接近8%的比较平稳的增长速度。

　　中国经济最困难的时期将出现在未来的三到五年，在这个时期，国际经济金融形势仍然将会动荡不安，乱世仍然是国际形势的主题。其中特别应该关注的是，美国经济调整的阵痛将反复出现，并带来全球新一轮的经济金融动荡，而中国长期以来依赖出口和房地产的局面已经不可持续，新的一轮改革尤其是建立现代市场经济的社会政治基础方面的改革已经不可推迟。

　　未来的三到五年，如果新一届领导人能够抓住机遇重聚改革的基础力量，推出一轮夯实现代经济基础的改革措施，那么中国经济有望在未来十年的后半部分重新出现比较快的增长速度，从而进一步夯实中国经济现代化的基础。因此，前低后高不仅是一个愿望，而且非常有可能是未来十年中国经济走势的大格局。

　　《中国企业报》：全球经济环境恶化将给中国带来什么样的外部冲击？国内的危机该如何化解？

　　李稻葵：未来三到五年，各种各样的信号表明中国经济将面临极其复杂严峻的考验。从国际形势来看，欧债危机的影响远没有消除，其彻底解决还有赖相当的时间和努力，中间也必然会出现一些波折。比较乐观的估计是，在未来两年之内，欧洲能找出一个基本解决框架，逐步化解危机。比欧债危机更加严重且尚未完全爆发的危机，是美国经济、金融的进一步动荡。美国的财政问题远比欧洲严重，其基本财政赤字占GDP的7%以上，包括医疗保险、退休养老等联邦政府债务占GDP的100%，人均负债水平达到10万美元之多。这一系列困难不可能简单通过货币政策的量化宽松来应付过去，根本性地削减福利性开支、增加财政税收的改革措施是不可能避免的。最让人担心的是，经不起推敲的美国公共财政数据，会令资本市场产生新一轮的动荡，美债危机、美元危机将会冲击整个世界。

　　中国未来三到五年的困难，更多体现在国内经济运行方面。当前，拉动经济增长的传统因素正在退出舞台，其中包括房地产。未来若干年，房地产投资的完成额不可能回到过去十年那样高的增长速度，中国的高地价和高房价必然会出现一个相对较长的调整过程。在这个调整过程中，房地产对经济的拉动力度不可能持续高位。与此同时，出口这个中国加入WTO之后的重要增长引擎，也会因为国际经济的增速放缓而日益减弱，贸易顺差在中国GDP中所占的比重会持续下降。

　　 长期增长潜力巨大新的亮点将出现

　　《中国企业报》：中国经济旧有增长机制的退出，能否迅速由增长的新亮点进行弥补？这些新的亮点将出现在哪里？

　　李稻葵：这些新的增长亮点首先是逐步上升的居民消费。经过我们的计算，中国居民消费占GDP的比重从2007年开始每年上升1%左右，这一趋势将会持续，但需要3—5年才能达到45%以上。城市化对中国经济的拉动作用也将继续体现，但在未来的三到五年中，由于公共财政改革不到位以及地方政府融资平台的压力尚待化解，其也不可能直接转化为增长的巨大新动力。至于生产能力的改造和从东部向西部的转移，也会在未来三到五年之内出现一定困难，这种增长动力不可能完全到位。所以，从国内来看，新增长点不可能迅速上升，取代旧增长点。

　　《中国企业报》：您在微博中提到，尽管中国经济未来三到五年面临种种挑战，但增长的潜力还是巨大的。为什么这么讲？

　　李稻葵：首先，尽管中国经历了30多年的快速发展，但仍然是一个贫穷的国家，人均GDP水平仅仅达到美国的18%。就算中国经济未能突破中等收入陷阱，也仍有从18%到35%———即拉丁美洲国家相对于美国人均GDP水平的发展空间。如果中国能够推进一系列的改革，那么，中国经济完全有望达到日本、韩国等资源约束型国家的发展水平，那就是人均GDP水平相当于美国的75%。不管是35%还是75%，从18%起步的中国经济，发展潜力仍是非常大的。

　　再者，中国经济仍然是一个大国经济。中国有巨大的腹地，中西部仍有大量待发展的区域。这些区域的百姓仍然十分贫穷，当地经济发展的动力十足，人们努力工作的热情仍在。因此，中国经济增长的潜力是巨大的。大国经济，不同于日本、韩国等相对的小国经济，从长期来看，中国完全可以走上不依赖外需的发展道路。

　　其三，中国经济改革开放的原始动力仍然存在。今天的中国社会，从百姓到精英阶层，对于经济制度的现状仍然是不满意的，改革的呼声仍然是巨大的。这种原始的改革动力完全可以被新一代领导人所凝聚，形成一股新的推动改革的力量。这一点与1985年的日本完全不同。1985年的日本，在经济制度的变革方面已经出现了故步自封、停滞不前的迹象，经济发展遇到了巨大的阻力。根据清华大学中国与世界经济研究中心最近的研究，历史经验表明，在人均GDP仅仅达到美国18%的基础上，像中国这样的大国未来仍然有10—20年的经济较快增长前景，中国经济的潜力是不容怀疑的。

　　 重启改革国有企业要进一步市场化

　　《中国企业报》：改革步入深水区，国有企业的改革必然触动部分人的利益，您如何看待阻力？

　　李稻葵：当前，中国社会、经济领域的矛盾非常突出，最需要的几项改革已经相当明显，基本的社会共识是存在的。国有企业不改革不行，目前垄断行业的国有企业占有太多经济资源、政府资源，同时效率却不那么高，必须要改革。国有企业改革不仅对经济大局有好处，对国有企业的职工、经理阶层也会是一种激励，他们也是受益者。我不认为国有企业改革会导致一些人输、一些人赢，相反，都是赢家。

　　国有经济的改革方向是进一步市场化。国有企业应完全推向市场，与其他市场参与者一视同仁，人员任免、薪酬待遇、经营管理完全市场化运作，脱离行政干预。国有资本应适当撤出，同时，出售部分国有资产的收入可以为未来增加的财政支出提供一部分资金来源。

　　《中国企业报》：10月10日出台的《国务院关于第六批取消和调整行政审批项目的决定》，从一个完全信赖政府、信赖计划的模式转向越来越尊重市场和个体，您如何看待它的意义？

　　李稻葵：改革要理顺政府和经济的关系。大幅度改革行政审批和监管的方式，这并不是指完全取消行政审批，而是把行政审批的过程尽量地科学化、专业化、透明化，而不是垄断在政府部门。

　　将大量不必要审批的决策交给企业家，而把核心决策，如环保评估问题，交由临时组成的匿名专家委员会执行。这种匿名的专家委员会相对于目前的纯粹行政审批而言，更加具有客观性，也不容易被利益相关者所左右。通过这种方式，可以极大地释放民间投资的积极性，同时减少暗箱操作和腐败的可能性。

　　《中国企业报》：市场化改革，相关配套的社会保障、法律环境该如何跟进？

　　李稻葵：夯实现代市场经济的社会福利基础。建立最基本的、面向百姓的福利制度，减少百姓对于实行市场经济的焦虑感，让市场经济的参与者有最基本的福利保障，这其中包括基本的住房、医疗和教育保障。只有这样，才能让百姓进一步认同市场经济的改革方向。

　　进一步完善司法改革，提升司法部门的权威性。要做到这一点，首先要建立跨省跨地区的审判制度，降低地方政府对司法系统的干预。除此之外，还需要完善针对行业的专业审判体系。以针对股市的司法改革为例，有必要把所有与上市公司相关的诉讼司法程序集中于北京、上海或者深圳，专门在当地高级法院设立证券审判庭，主导证券案件的侦查、诉讼和判决。这将大幅提高证券司法相对于地方政府的独立性，促进行业的蓬勃发展。

　　《中国企业报》：您研究的公共财政、金融系统领域，改革的突破点有哪些？

　　李稻葵：公共财政改革需要新思维。其中，税制改革的关键是要理清中央和地方的关系，中央要按照地方民生支出需要配比进行转移支付，同时要进一步增加资产性和资源性的税收。未来房产税应作为地方财政改革的突破口，其收入可交由基层政府负责，用做当地公共设施建设维护、提供公共服务品，并要收支透明、公开，纳税人可实时监督。公共财政改革方面，更重要的是要进行政府资产负债的改革。中国的公共财政跟西方完全不同，各级政府拥有大量的资产，同时也有负债，资产负债表的管理涉及公共财政的长期稳定发展。对于地方政府而言，过去依赖土地融资的方式不可持续，未来完全依赖地方税负的方式也不可行，更合适的方式是通过持有部分公共资产获得长期、可持续的收入，比如，地方政府可以土地作投入，与房地产商共同开发并持有部分房产，将其按市价或优惠价格对外出租，这样既增加了公共住房的供给，也可以作为地方政府长期稳定的财政来源。

　　金融系统改革需要实质性推进。中国金融体系最大的风险在于银行，化解风险的关键在于资产证券化。当前，中国银行业的资产过于庞大，占GDP的比重超过了200%，远超过A股市值所占GDP的比重。为降低风险，可以通过银行资产的证券化，把一部分成熟的资产卖到债券市场，且要求银行之外的投资者购买这部分资产，这会使得银行再融资压力减小，更重要的是，银行的部分资产会转移到债券市场，这就降低了资本市场配置不均衡所带来的风险。除此之外，银行也可以轻装上阵，把精力放在寻找更好的投资项目上，使其主业能更有效地运营。银行系统的改革还需要强调利率的市场化改革，商业银行的利润非常高，银行业垄断的情况非常严重，因此要鼓励利率市场化，提高银行系统的运行效率。

　　资本市场，股市改革必须标本兼治。治标方法有三：一是使IPO适当放缓；二是动员一部分长期资金投入股市；三是适当地把股市债券化，即要求企业分红，让股民不依赖内部信息，而是可以直接从分红中获得长期持有股票的收益。在治本方面，主要还是在制度上解决问题，通过证券司法改革，完善行业内的审判制度，降低地方政府的干预度，促进股市的健康发展。

　　《中国企业报》：改革不是纸上谈兵，您对改革的成功是否充满信心？

　　李稻葵：在新一代领导人上任后的前三到五年，中国经济将是非常困难的，但是，这种困难完全能够转化为改革的动力。通过国内经济制度的进一步改革以及国际社会的积极运作，能够为中国未来的发展奠定良好的基础。经过这一系列努力，中国经济在未来十年的后半段有望出现一个比较快而且可持续的发展格局。这种前低后高的发展趋势，不仅是良好的愿望，也完全能够成为未来十年发展的现实。

责任编辑：冰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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