曹德旺：

　　慈善要像玻璃一样透明

　　他是多事之秋的中国慈善不多的亮点，而他的标本意义更在于他对中国慈善的信心和作为慈善探路者的睿智和勇气

　　获奖理由★

　　他是中国真正的“首善”，20多年来，他累计捐款超过50亿元人民币。他的捐助模式曾被称为中国最“苛刻”的慈善。2011年，他又将家族价值35.49亿元的股票捐给他创立的河仁慈善基金会，使其成为目前中国资产规模最大的公益慈善基金会，并开创了中国基金会资金注入方式、运作模式和管理规则等多个第一。在这个“中国慈善”风波迭起的年份，他让我们看到了慈善的真义，以及不算微弱的正向力量。

　　简介：曹德旺，1946年出生，福建福清人。中国侨商投资企业协会副会长，福耀集团董事局主席，福建省企业家协会常务副会长。他曾荣获“中华慈善事业突出贡献奖”，并被授予“中华慈善人物”称号。他于1987年成立福耀玻璃有限公司，目前是中国最大、世界第二的汽车玻璃制造厂商。

　　言论：

　　“我不相信任何人，包括我自己，我只相信制度。”

　　本刊记者/刘子倩

　　他是中国的玻璃大王，但让他蜚声国内的是他一笔笔流向贫困地区的善款。从玉树地震捐款一亿元，到今年史上最为“苛刻”的慈善，再到成立河仁慈善基金会捐赠的35亿巨款，慈善与曹德旺的名字从未离开公众的视线。

　　作为公益类人物，曹德旺的2011年也非比寻常。他是多事之秋的中国慈善不多的亮点，他的标本意义更在于他对中国慈善的信心和作为慈善探路者的睿智和勇气。他用自己的行动寻找着属于中国慈善的春天。

　　2011年做得最漂亮的事

　　早上八点，见到曹德旺时，他刚刚在办公室接受完一家媒体的采访。甫一落座，助手便提醒记者，后面还有一家电视台。一个早上，曹德旺要“遭受”四家媒体的“轰炸”，这还不算在门外排队等待的各界人士，其中不乏踏破门槛的“化缘”者。

　　面对不胜其烦的琐事，已65岁的曹德旺早已泰然处之，可一旦涉及慈善问题，他仍谨小慎微，唯恐出现纰漏。

　　2011年，对于曹德旺甚至中国慈善都有着里程碑式的意义。今年5月5日，由他发起的“河仁慈善基金会”在北京成立。这是中国第一家以捐赠股票形式支持社会公益慈善事业的基金会。曹德旺将曹氏家族持有的3亿股福耀集团的股份捐赠给该基金会，过户当天，价值人民币35.49亿元。这让该基金会成为目前中国资产规模最大的公益慈善基金会，并开创了中国基金会资金注入方式、运作模式和管理规则等多个第一。

　　基金会成立之时，他就向外界表示将适时退出，交由专人管理。4个月后，他与儿子曹晖以及福耀集团财务主管全身而退，速度之快让人始料未及。

　　公众和媒体还在迷惑甚至惋惜时，曹德旺却颇为得意。他告诉《中国新闻周刊》，这是他2011年做得最为漂亮的一件事。

　　“为什么要退出？因为钱被他们拿走了，让他们自己去做好了。”曹德旺半开玩笑地说。

　　退出是曹德旺的初衷。在他看来，只有让专业人士管理基金会才会良性发展。当然，他的退出也有条件——必须严格按照基金会的制度运作。曹德旺曾说，他不相信任何人，包括他自己，只相信制度。

　　这位制度的笃信者花了四五个月时间制订基金会的管理办法，多次邀请专业人士提出修改意见，才放心地交出了“兵权”。“制度建立起来后就不能像老太婆一样不放手，那样做就不好玩了。”曹德旺说，除非出现重大问题，否则他不会干预基金会的工作。

　　其实，河仁慈善基金会的成立过程颇为曲折。2009年2月，曹德旺就在公开场合表达了捐赠股票成立基金会的想法。两个月后，他向民政部递交了书面申请，但按照目前的管理条例，非公募基金会的原始基金必须为到账货币资金。

　　一系列的体制屏障反而让这位“中国首善”的信念更为坚定。“政治局常委们都注意到我了。高层一直重视，开了N次会。”曹德旺说。

　　曾在福建任职的诸位政治局常委，当年都曾到福耀集团参观，对于曹德旺本人，也并不陌生。2010年6月，曹德旺在民政部登记注册成立河仁慈善基金会。自此，基金会的运作驶上了快车道。

　　最近，曹德旺考察了美国的基金会，他终于理解了政府在基金会审批上的苦衷：“他们大的基金会都有政治主张，这和我们的国情不吻合。慈善基金会是帮助弱势群体，而不是让社会变得动荡。”

　　慈善原动力

　　对于社会的动荡，这位花甲老人印象深刻。他出生那年，国共两军激战正酣，等到长身体时，又遇上三年自然灾害。曹家本是大家族，父亲曹河仁曾是上海永安百货的股东，后来家道中落，9岁才上小学的曹德旺，14岁就辍学回家放牛了。他还记着小时候家里锅盖都揭不开的情景，一粒花生掉到地上都会遭到孩子们的疯抢，为了糊口，家里还曾用花生壳磨的粉做馒头。

　　青年曹德旺倒过烟丝，贩过水果，后来到福清县(现福清市)高山镇一家玻璃厂干起了业务员，推销水表玻璃。1983年，曹德旺把这家亏损的厂子承包下来，当年就挣了几万元。在那个“万元户”的年代，曹德旺成为第一批先富起来的人，这一年曹德旺仅37岁。

　　口袋鼓起来后，曹德旺这一年还做了件大事。他的小学班主任找到他，希望帮母校换些桌椅。曹德旺一口气把学校所有的桌椅全换了，花了两千多元。这也成为曹德旺慈善事业的开端。不过，在曹德旺心中，慈善并不一定是捐款捐物，做件好事也算是慈善。

　　他告诉《中国新闻周刊》，他很小就信了佛，常跟母亲到寺庙中跪拜祈福。“慈善是宗教的衍生品，宗教是我从事慈善的原动力，这对我来说是根深蒂固的。”曹德旺说。

　　随后，曹德旺认准了汽车玻璃巨大市场商机，并于1987年成立了福耀玻璃有限公司。在曹德旺的经营下，福耀玻璃开始了一段从注册资金200多万的小厂成长为世界第二大汽车玻璃生产企业的传奇。

　　“我连一盒月饼都没有送过”

　　福耀集团监事会主席林厚潭把曹德旺的成功归结为善用才、善断事。他告诉《中国新闻周刊》，福耀集团成立之初曾与上海耀华玻璃厂合作，为了将其总工程师留在福耀，曹德旺晓之以理，动之以情，最终让这位上海的大家闺秀留在了穷乡僻壤。曹德旺甚至向这位总工程师承诺，你上山(去世)，我都负责到底，还赠送了价值几十万的股票以示感谢。

　　不过，在75岁的林厚潭看来，曹德旺也很独断。他会倾听多方意见，可他只要拿定主意，任何人都无法再影响他，包括他曾经担任福建省副省长的胞兄。

　　“做企业有时需要这种霸气。”福建中福实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刘平山评价曹德旺就四个字——好为人师。刘平山曾是石狮市副市长，后下海经商。2004年，他想收购一家汽配厂，可并不在行，于是想找当时并不熟络的曹德旺参谋一下。曹德旺二话没说，亲自到厂查看，还给刘平山的企业培训，令刘平山颇为感动。

　　但曹德旺也曾让刘平山难堪。刘曾做过玻璃包装板生意，下属找到曹谈合作，曹德旺立马给出一个砍掉水分的价格。下属回来抱怨：老曹的钱太难挣了。

　　老曹的钱难挣在福建是出了名的。刘平山告诉《中国新闻周刊》，银行的人抱怨说，曹德旺的贷款利息是最难谈妥的。“他是把铁算盘挂在胸前，神仙都难挣他的钱。”刘平山笑言。

　　可让刘平山惊讶的是，如此吝啬的老曹在慈善事业上却一掷千金，毫不眨眼。当然，他也延续了“斤斤计较”的传统。

　　2010年5月4日，曹德旺与中国扶贫基金会签署捐赠协议，向西南五省区市旱灾区贫困农户捐赠2亿元善款，但要求中国扶贫基金会必须在半年内将2亿元善款以每户2000元的标准发放到滇、桂、渝、黔、川五省区市的近10万农户手中，而且管理费不能超过3%，差错率不得超过1%，超出部分按30倍赔偿。这曾被称为“史上最苛刻的慈善”。最终，中国扶贫基金会还是按要求完成了善款发放。

　　捐助，就免不了和政府打交道。对于政商关系，曹德旺有自己的处事之道。他与房地产商王石是目前中国仅有的两位在公开场合表示从未向官员行贿的企业家。“我连一盒月饼都没有送过。”曹德旺说。

　　不过，曹德旺也向《中国新闻周刊》坦承他的幸运：福耀还是小企业时，官场风气还没有那么坏，待到世风日下时，他已做大做强。“我做的玻璃，他们不会做；做出来也不在你管辖区里卖。”曹德旺说这也是他不求人的原因之一。他说，只要老曹不高兴，就会与官员吵架，还说他最受不了连篇累牍的官话和一些“不合时宜的做法”。

　　曹德旺为“不合时宜的做法”举了个例子：他曾为某地公益项目捐了几亿元，并找到一家施工单位谈妥了价格。可当地政府希望以公开招标的方式决定施工方。曹同意，但同时提出招标价格不能高于他之前已谈妥的价格。这个要求让本想从中渔利的当地政府骑虎难下，以至于这个公益项目仍在搁置之中。

　　率性的曹德旺从不隐瞒自己的观点。在“西南大旱捐赠”总结会上，某位慈善专家发言，称曹的要求较为苛刻，曹德旺便当场与他辩论。“专家是读出来的，企业家是干出来的。”曹德旺事后对《中国新闻周刊》说。

　　这位靠打拼出来的企业家与其他企业家的打拼方式也有所不同。在诸多企业向房地产、矿山等多元化方向发展时，曹德旺却始终如一地坚守汽车玻璃的阵地。“人不能有贪心，一心一意干好一件事很不容易。”

　　曹德旺举例说，2001年经济危机时，地方财政紧张向他借钱，以5年8000万的价格将福清市至宏路镇的公路收费权承包给他。从2003年正式接手，仅用了两年半时间，曹德旺就收回了成本，但他却建议把收费站拆掉。2006年，收费站最终拆除，若按合同，曹德旺收费可以收到2008年。曹德旺算过，如果不拆，可能已赚一两亿，但最终埋单的是老百姓。

　　做透明的慈善

　　11月，曹德旺荣获“2011胡润最受尊敬年度人物”，一同获奖的还有今年中国“首富”梁稳根。据胡润的统计，自1983年第一次捐助至今，曹德旺捐助的总金额已达50亿。对于这个数字，曹德旺也很认可。

　　曹德旺也颇为关注中国慈善的发展。他看到“免费午餐”项目后极为赞赏，出于爱护年轻人的目的，曹德旺特地约请这个团队，提醒后辈做慈善不要碰钱。“这个团队都是年轻人，钱上若不小心会出问题，这是犯众怒的事情。”

　　对于中国慈善的现状，曹德旺认为当务之急是降低准入的门槛，提高监管的门槛，让慈善像玻璃一样透明。“慈善是一个过程，特别是社会转型时期，要在协调中同步前进，避免异军突进。”曹德旺说，希望河仁慈善基金会成为推动中国慈善进步的力量。

　　在刘平山看来，曹德旺的最大意义在于，他打破了政府的慈善垄断，带动更多的富人加入到慈善中来，促进慈善成为全民性的工程。

　　如今，曹德旺把企业交给了儿子曹晖，自己只在战略上把握方向。在福州时他会住在自己那座造价六千万的豪宅中。他多年保持着每天早上阅读的习惯：“我不是科班出身，所以见到什么好玩就看什么，每个月订的刊物我都看完。”他也会上网，但不太爱看网上的文章，因为都是年轻人写的。目前唯一的爱好是打高尔夫，有时早上五点多就开始打，一直打到上班时间。

　　他坦言，这座毫宅是他最为奢侈的一笔开销，“我就希望我死后，人们来参观时知道这房子是曹德旺盖的，并夸房子盖得好。”

　　在慈善界，曹德旺不仅是精神领袖，更是一位慈善布道者。每有机会，他都会告诉那些想做慈善的后来人：慈善做得再大都是小善，而促进社会进步，让天下和谐那才是大善。 ★

　　动者邓飞

　　“中国不缺少写字的人，缺少行动者。”

　　提名理由★

　　这个纯粹由民间发起的慈善项目，在8个月中筹募资金超过2500万元，在13个省的110所山村学校实行了免费午餐项目。10月，国务院常务会议决定，从2011年秋季学期起，中央财政将投入160个亿，为试点地区约680个县(市)、2600万农村义务教育阶段学生提供营养膳食补助。

　　免费午餐项目证明，政府与民间，也可以在慈善项目上实现良性互动。在慈善公益事业遭遇寒冬的2011年，“免费午餐”项目和行动者邓飞创造了一个奇迹。

　　简介：邓飞，《凤凰周刊》记者部主任。截至2010年共计写下一百多篇调查报道，涉及福利院、水库移民、死刑犯器官、官员重大贪腐等各领域。从2011年初掀起“微博打拐”热潮，到利用微博动员全国资源解决贫困山区小学生午餐问题，邓飞正努力“把建设性监督变为建设性建设的力量”。

　　言论：捐款的人是在支持做实事的人，这就是做建设者和行动者的好处——它能弥合社会割裂，达成民意共识。

　　本刊记者/庞清辉

　　一切开始于一个偶然。

　　2011年春节后，邓飞以“天涯社区2010年度记者”的身份参加天涯社区年会。来自贵州毕节黔西县素朴小学的支教老师蔡加芹，被天涯网友评选为“中国最美支教教师”，就坐在邓飞旁边。

　　闲聊时，蔡加芹说她的学生都没有午餐，她吃饭时无法面对他们热望的眼神，只好快步走回自己宿舍再吃。

　　坐在旁边的时评家鄢烈山眼圈有点红，说三十年前他上学时就没有午餐，怎么现在还这样？邓飞接茬：“那咱们就去给他们建个食堂。”

　　从1所学校到110所

　　收到蔡加芹发过来的小学材料后，3月24日，邓飞发出一条微博：“25日将去贵州一悬崖下的乡村小区，当地学生无午餐，每天中午喝凉水充饥。我们尝试在该校建一个食堂，推动中国贫困山区的免费午餐计划。”

　　两天后，邓飞到了黔西县，不仅去了素朴镇，还去了更穷的太来乡，那里乌江小学的149名学生和30名幼儿，都没有午饭吃，靠喝凉水充饥。因为饿，下午上课注意力都不集中。邓飞立刻感到，仅援助一个学校，是远远不够的。

　　邓飞查阅资料后发现，早在十年前，印度政府就为解决小学生吃饭问题，推出了免费校园午餐制度；日本在战后困难时期开始推广午餐配给制度，美国也有此类由政府补贴午餐免费制度。但中国还无没有类似计划。

　　回到北京后，邓飞先发动了自己QQ群里的500名记者，并开始计划推广这项中国的免费午餐计划。他想，既然国家尚无计划，那就先从民间做起。

　　4月2日，黔西县沙坝小学免费午餐启动，成为全国第一所享受免费午餐的学校，169名学生吃到的免费午餐是：一份米饭、一个煮鸡蛋、一勺酸菜炒肉、一勺烧土豆，一勺白菜汤。附近的村民也来围观，他们说，孩子们家里穷，住得远，午餐问题困扰了好几代人。

　　半年多后，免费午餐项目筹募资金超过2500万元，共在13个省份110所学校实行。

　　建设性建设

　　33年前，邓飞生于湖南省沅江市，2000年毕业于湖南大学人文社会科学院新闻专业后，便一头扎进媒体圈，目前是《凤凰周刊》记者部主任。

　　做调查记者，啃硬骨头，一度被邓飞视为终身职业。十年间，他写下100多篇调查报道，三峡移民，南中国贩童链，周庄肺病？???“直到我发现，十年前我报道过的事情，今天仍在不断发生。”邓飞的想法变了，与其通过文字去影响社会，不如通过行动去谋求改变。

　　微博打拐坚定了他的想法。2008年，湖北籍男子彭高峰的三岁儿子彭文乐被人拐走，因报道《中国男童贩卖链条》，邓飞认识了彭，并一直帮他找孩子。今年年初，受学者于建嵘发起的“随手拍解救流浪乞讨儿童”启发，邓飞发起了“微博打拐”，并号召与公安部中国警察网官方微博合作，建立微博“打拐志愿团”。

　　奇迹真的发生了。2月，一位网友在微博上见到彭文乐照片后提供了线索，最终导致彭文乐被找到了。“我气喘吁吁，瘫坐在地上，发了一条微博：太牛逼了，孩子是我们的！”邓飞说，没有一篇调查报道给过他那一刻的感动，使他突然发现了“把建设性监督变为建设性建设”的民间力量。

　　4月，“免费午餐”获得了公募资格，邓飞选择第一时间在微博上公布捐款账号。

　　第一位站出来的是演员马伊俐，她捐款两万元；第二位是天使投资人薛蛮子。邓飞想到一个创意，效仿巴菲特，拍卖与薛蛮子共进午餐的机会，10万元起拍，很快就拍出去了。

　　一个叫刘嵘的广州企业家在微博上称，他愿意支持免费午餐项目，谁转这条微博，他就捐款9元，10万多条转发后，刘嵘兑现认捐了90万元。

　　普通网友则开始以各自的方式筹集善款。一位叫贺永强的网友在微博上晒出一只水晶老鼠，将其拍卖后捐款。此后，形形色色的物品开始在微博上为“免费午餐”拍卖。“80%的捐款来自普普通通的工薪阶层，有白领，有工人，有教师，我们统计了一下，大约超过了100万人。”邓飞说。

　　网友的义卖启发了邓飞。他致电新浪网总编辑陈彤，商量能否利用微博进行公益拍卖，可惜新浪缺乏第三方支付系统。邓飞没想到，他很快接到了阿里巴巴集团首席市场官王帅的电话。在王帅的直接帮助下，免费午餐项目先在淘宝网上建立了一个网店，用以公益销售网友捐出的闲置物品，之后又在淘宝商城建立了公益店，网友每在线拍下并支付一个标价为3元的虚拟产品，就可以为中国贫困山区的学童提供一顿免费的午餐。“电子商务的每笔交易都有记录可查，非常适合捐赠。”邓飞说。

　　我们不能碰钱

　　“从一开始我就认识到：我们不能碰钱。”身为调查记者，邓飞对于可以毁掉一个事业的因素，非常敏感。

　　几经比较，邓飞选择在中国社会福利教育基金会开设专门账户，该基金会只收取5%管理费，“这是我们能找到的性价比最高的平台。”

　　但免费午餐的活动刚开始没多久，“郭美美”事件导致的对公共慈善组织的质疑情绪，也蔓延到免费午餐，有人问邓飞：吃一碗面多少钱，山村鸡蛋的价格多少，活动组织者是打车还是坐公交车等等。

　　这些怀疑并非没有来由。志愿者在实地考察中也发现，个别学校的确出现蹭饭情况，学生把年幼的弟弟妹妹带来一起进餐，或又带饭回去给家人吃。“但我们要严防的是周边村民去吃，那就毁了，会变成大锅饭。”

　　面对公众的怀疑，邓飞要求每个被捐赠的学校必须开微博，校长要通过微博详细说明每一笔钱的去处，而且微博不能由负责采购的人掌管，他们希望能够通过这种方式让公众看见他们对资金透明度的努力。

　　如何监督，也让邓飞伤透脑筋。他们想到，请家长记下电话，如发现孩子没吃上午餐，或者没达到标准，随时举报。但志愿者们和家长进行沟通也有困难，比如，很多孩子的父母出去打工了，留守的老人说不了普通话，家没有电话，等等。

　　于是，免费午餐开始在当地发展志愿者，一旦发现问题，志愿者第一时间到现场核实，项目组设置一名专职人员，随时准备出差核查。作为对策，项目组还鼓励“无所不在的网友、神出鬼没的旅友”对受资助学校进行暗访，必要时依靠当地媒体。

　　但邓飞一直在设想，是否存在一种可以复制到任何地方的标准化管理模式，能够有效地预防慈善事业管理中可能出现的贪污、挪用等现象。

　　这个想法后来在湖南新晃实现了。

　　湖南省新晃侗族自治县是国家级贫困县，却在全国首先实现免费午餐全县覆盖，从今年9月起，当地政府每年拨款60万元，让全县41所村小学的1500余名学生能享受免费午餐。

　　“新晃模式”是：县教育局牵头，每校选举一名教师代表，每村选举一名村委会成员，与四位家长代表组成监督委员会，共同负责监管免费午餐经费；每天午餐是什么，花销多少，同步在网络公布；同时，设立专用账户，财务与支出严格分离，从制度上堵住漏洞。

　　政府出钱，民间组织执行。邓飞认为，这应该是现代公益的理想模式和发展趋势。他没想到，在项目开展半年后，真的引起了国家重视。

　　7月19日，中央决定从2011年秋季学期启动民族县、贫困县农村免费午餐试点工作，并将宁夏确定为首批试点省区；三个月后，国务院召开常务会议决定，启动实施农村义务教育学生营养改善计划，国家财政每年将支出160亿元，试点范围包括680个县(市)、约2600万在校生。在全国召开的电视电话会议上，国务委员刘延东像邓飞等人发起的免费午餐计划致敬。

　　得知这一决定时，邓飞正在长沙推广“免费午餐”，他禁不住和每个人击掌相庆。

　　他现在觉得，做公益人士比做调查记者更辛苦。“头发白了不少。”因为疲倦，他总给人一种努力睁开眼睛的感觉。免费午餐项目启动以后，他每天至少要接200个电话，平均只能睡4个小时。项目的核心团队有10人，只有4个是全职，每月只有3000元的工资。

　　“中国不缺少写字的人，缺少行动者。”邓飞挺挺剑客一般的腰板，他说未来会继续关注中国乡村儿童的诸多困境：安全校车、未成年人大病医保等。下一步，他想成立一家全国性公募基金，“我们努力的方向，是要建立起全方位的国家儿童福利保障体系。” ★

　　李英强：还乡立人

　　己欲立而立人，立人不是教育扶贫，而是精神取暖

　　提名理由★

　　低调的立人乡村图书馆项目，在四年间，已默默成为蔓延9省、拥有14座分馆的网络。2011年，有感于中国的大学改革开放程度太低，李英强召集了“立人暑期大学”，希望通过苏格拉底式的教育，和圆桌会议形式，与年轻人探讨“怎样才能上好自己的大学”和“感受一次真正的大学教育”。尽管只是短短15天的“大学”，但立人展示了一种新的可能，这种可能，也许就是未来。

　　简介：李英强，70后，湖北蕲春县青石镇人，大学本科毕业后到一家通信国企上班，一边朝九晚五，一边心思浩渺“生活在别处”。直到辞职考研，在北京大学取得经济学项士，才有了更多认识各种“中国第一流头脑”的机会，并渐渐放开原有的观念束缚，拥有了做自己喜欢做的事的勇气。2007年，创办立人乡村图书馆，自任总干事。2011年，创办立人暑期大学。

　　言论：我心目中好的教育是：用生命影响生命，用爱激发爱，用自由培育自由。

　　本刊记者/刘炎迅

　　4年后，李英强仍然忘不了那天和学者余世存去河南乡村的火车之旅。青灰色的阳光，衰老的村民坐在柴火堆下发呆，大家都无所事事，辍学少年与狗追逐，然后一屁股坐在野草枯黄的田埂边，满头大汗。日头西斜，一天就那么快要过去。

　　那是一种缓慢、无聊到绝望的气氛。

　　李英强想到自己的家乡，也是如此相似的地方。

　　“我们可以做一点事情。”他说，这就是立人乡村图书馆(下称“立人”)最初的起因。当时这个湖北青年刚刚从北京大学获得硕士学位。他决定还乡。

　　历史上，很多先达都力主过乡村建设，试图阻止精神深处的衰败。李英强视他们为榜样，建设乡村和县城，重建故乡的精神气质。于是，2007年他在家乡——湖北蕲春县青石镇——建立了第一所乡村图书馆，取名“立人”。

　　“己欲立而立人，立人不是教育扶贫，而是精神取暖。”

　　心中的蓝莲花

　　如今李英强是立人总干事。他的博客里，打头的一首歌是许巍的《蓝莲花》。“穿过幽暗的岁月，也曾感到彷徨，当你低头的瞬间，才发觉脚下的路？心中那自由地世界，如此的清澈高远，盛开着永不凋零，蓝莲花”

　　李英强心里，也有一朵蓝莲花。他告诉《中国新闻周刊》，1908年鲁迅写《文化偏至论》，其中说，“角逐列国是务，其首在立人，人立而凡事举”。

　　4年发展，立人已在9个省市建立了10个县域分馆，其中四个分馆建设了分支图书馆，截至2011年11月底共运营14个图书馆。每个图书馆有2名专职义工驻守，立人现有受薪的专职义工33人，兼职义工4人。

　　立人副总干事柳建树说，2011年，立人完成执行层面的管理团队的建设，建立了纵向上的功能部门和横向上的地区部门建设，各项运作已步入正轨，立人正处于历史发展的好时期。

　　在最近的一篇文章里，李英强说，“立人渐渐长大？???个中的艰辛，未亲历者难以想象。大多数时候，物质生活是简单的。真正的困难，总在物质之外。”

　　李英强坦言，“立人”诞生，是因为“儿时精神生活的贫瘠留下的伤害是巨大而长久的”。他的成长之路，是典型的中国农村少年成长之路：从小学到高中，12年中从村里小学迈入镇上初中，然后到县城读高中。

　　他说自己是应试教育的好孩子，“单调刻板、无趣无聊”，虽然考上大学，但四年基本虚度，毕业后到一家通信国企上班，一边朝九晚五，一边心思浩渺“生活在别处”。直到辞职考研，到北京读书，才有了更多认识各种“中国第一流头脑”的机会，并渐渐放开原有的观念束缚，拥有做自己喜欢做的事的勇气。

　　“但愿更多的青年能够挣脱物质主义和虚无的捆绑，开始自己的精神之旅，展开自己丰富而灿烂的人生。”李英强说，这就是他的蓝莲花。

　　影响青年

　　立人图书馆项目起步时，李英强和朋友们都很忐忑。往来的几十封邮件，谈的多是没钱，没人，可能做不大。最初的几个分馆多是通过理事的“私交”建立的。第一分馆设在李英强的母校青石镇中学，第二分馆设在理事张大军的家乡淮滨县固城乡。第三、四分馆在理事袁万明的家乡四川巴中。

　　困难总是以不期待的方式出现。

　　2008年秋天，他应邀到晏阳初先生的家乡四川巴中开设新分馆，早先谈好合作的学校忽然变卦，四处联络合作学校遭到各种怀疑，几次谈好的意向、签订的合同都被临时推翻，那时简直有些“彷徨于无地”的感觉，不过后来有幸得到两位校长的先后支持，让他们在四川只开一个分馆的计划变成同时开两个。

　　2009年春天，立人共有四个分馆，连李英强和妻子在内只有五个员工，可有两位同事同时提出离职。所幸很快就有三位加盟者，化险为夷，而且为成立第五分馆创造了条件。

　　两年前的冬天，一个较早接触立人的高中学生问李英强：李老师，你准备什么时候退休呢？李很诧异，他当时才三十岁，根本没有想过个问题。那学生接着说，将来我要接着你的事情继续做，这样你就可以早点退休了。

　　这个解释令李英强欣慰。他最期盼能够通过立人受益的，就是教师和学生，因为他们“是乡镇最主动、热情、勇敢、好奇的人”。

　　立人的书籍，本本经过李英强精心挑选，多是“选入门的、经典的、常识性的书”。立人还设有专门的“选书委员会”：王怡、萧瀚、郭初阳、蔡朝阳？???2011年起，选书委员们每月还推出几则短书评。

　　“立人”也接受公众捐书，但很挑剔。“立人”网站上张贴着善意的图书捐赠信息：“没有太大阅读价值的(尤其是教材和教辅之类)，或仅适合成人看、而对青少年可能产生误导的图书或杂志过刊我们不需要。”

　　当了一年“立人”读者后，蔡伟于2008年考入蕲春一中，节假日才回青石镇。但很快，他就和几个高中生成为立人第一分馆的 “背包图书馆”。他们每次借走几十本书，背到县城，在蕲春一中、三中、实验中学、益才中学、理工中专等校的同学间传阅。

　　这正是李英强所设想的“立人”：不仅立足于乡镇，还是沟通城市与乡村，是覆盖全县的公共图书馆网络。2010年底，五个“立人”分馆先后建立了流动图书站，图书“流”向县里，或村里。第二分馆设置的流动图书站就在三个村小学里，一位小学校长高兴得不得了，催过好几次，还自己找车到图书馆拉书。

　　从图书馆到暑期大学

　　身为立人总干事的李英强，当下最看重的，是立人教育研究中心的工作。“这关系到立人以阅读为基础、以自主教育和开放教育为核心的乡村教育工作的有效性，关系到立人的‘核心竞争力’。”

　　在这种想法的支持下，2011年5月，立人发出了“暑期大学”招生令，将汇集刘瑜、张健、熊培云等知名学者，与青年人一起探讨：什么是真正的大学教育。全国17个省市有100多名报名者，其中80人通过筛选得以赴学，甚至有个高中生，连续四天骑行340公里，从河南穿越大别山区赶到湖北蕲春青石镇。

　　李英强并没有计划。从某种程度说，立人大学是摸着石头过河，完全是看学生们需要什么，便提供什么。

　　首先，李英强觉得，应放手让学生们质疑，多提意见，以培养学生的独立思考能力。当然，这是因为学生们对暑期大学的意见不少：某老师的课听不懂；交读书报告的时间太紧张；食堂6号师傅的饭菜质量不错？???这些意见由志愿者们收集后汇集整理，如有可行性，便可采纳。比如，有学生提出，最好能同时开两门讲座(课)，以便学生根据这样的兴趣来选择。这个意见第二天就被采纳了。

　　头脑风暴、结社自由等，纷纷出现在立人大学校园里，“喝茶党”这样性质不详的组织也可以存在。所有授课人员均被要求采用苏格拉底式授课，鼓励、启发，接受任何答案，而不预先设定。

　　这种方式甚至不只出现在课堂上。比如，大学曾召开了一场主题为“如果有6000亿，你将如何改变世界”的辩论会，与会学生要在25分钟内组队，想出队名，并给出6000亿元改变世界的具体方案。

　　有人设想，用6000亿的一部分买下一个小岛，在岛上建一个乌托邦国家；马上有人反对，认为不如成立相对“入世”的“Feel good world”组织，只需6万元，后者是美国一个公益组织，通过网络方式培训和组织大学生进行公益实践，以提高他们的公益意识和社会创新精神。辩论进行得非常激烈，以至于评委老师们也“辞了职”，组队参加。

　　最后得奖的方案的确出人意料：把这6000亿烧了，抑制通胀。

　　即使李英强，也很吃惊，这样一个充满理想主义色彩的大学居然真的成立，并办得如此成功。他仿佛看到自己心中的那朵蓝莲花正在更多的地方绽放。

　　11月26日，李英强转发了学者梁鸿的微博“当代乡村建设者们的努力与坚持应该被我们尊敬和支持”时说：

　　“未来会有更多有理想、有情怀、有行动力的年轻人加入到乡村建设的行列中来，让乡村在人文的意义上变得更宜居，从而让更多怀揣梦想的人不用忍受城市的庸碌、疲惫、拥堵而无处遁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