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永佶卢周来孙蚌珠白暴力许建康王振中 在首都经济学家论坛第十次年会上，围绕大会主题“经济发展与改善民生”，王振中研究员、刘永佶教授、孙蚌珠教授、许建康研究员、王志伟教授、卢周来教授、吴昀国社长在大会上做了精彩的主题报告。
王志伟
刘永佶
卢周来
孙蚌珠
白暴力
许建康
王振中
在首都经济学家论坛第十次年会上，围绕大会主题“经济发展与改善民生”，王振中研究员、刘永佶教授、孙蚌珠教授、许建康研究员、王志伟教授、卢周来教授、吴昀国社长在大会上做了精彩的主题报告。各位与会学者也各抒己见，展开了热烈、深入地探讨。
首都经济学家论坛主席、北京师范大学当代经济理论研究中心主任白暴力教授致辞并指出，要用马克思经济理论解释当前的经济问题。
当前，国内外经济形势的飞速发展和变化为经济研究提供了良好的基础。始于2008年的经济危机一直在发展和变化，并未结束：它首先从消费层次进入了生产领域、从金融领域进入了实体领域，现在又从企业领域进入了国家领域。例如，现在不少国家出现了国家债务危机，这就有赖于国际经济组织的救援，而国际经济组织也面临着危机。这些发展和变化向经济学提出了挑战，传统的新古典经济学的均衡理论在此现实面前显得苍白无力，传统的凯恩斯主义用宏观调控对抗经济危机、解决经济问题也显得心有余而力不足。现在的问题在于，需要马克思主义的解释，需要一个资本主义的替代方案。这种口号和旗帜已经进入了华尔街，进入了各个领域。这都给我们提出了新的问题：如何用马克思经济理论来解释现在的经济问题、来指导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和经济学的发展。
在这种国际形势下，中国经济仍然保持了高速发展。然而，在发展过程中，也存在一系列需要讨论和研究的问题。对此，党中央适时地做出了发展经济、改善民生的英明决策和规划，具有重要的战略意义。改善民生不仅是改善人民生活、人民大众分享改革成果的问题，而且是我国宏观经济发展顺利进行的关键性问题。民生若得不到改善，内需则无法扩大，这将会使就业、经济增长等一系列问题受到国际各个方面的围堵，包括汇率、关税和反倾销等，使我国经济全面发展面临重大障碍。改善民生不仅仅是政策问题，也是经济体制、经济制度层面的问题。如果不发挥国有企业的重要作用、不推进和发展国有企业，如果不对民营企业进行产权制度改革，那么，改善民生将无法从根本上得到实现，我国经济无法从根本上进入良性循环，诸多经济问题无法从根本上得到解决。
再例如，价格总水平上涨是近年来面临的客观问题，虽然通过实施强有力的货币政策取得了一定效果，CPI从6.6%降到了5.5%，但仍处于高位；并且，一系列企业碰到了现金流的紧张，这使得一部分企业面临停产、工人面临失业。这种形势迫使宏观经济政策向另一个方面调整，也预示着如果不从根本上解决问题，将来还会面临价格总水平上涨的威胁。价格总水平上涨不只是货币现象，也不只是货币机制问题，这要求我们从机制、体制方面进行深入讨论。
所有这些问题，既是经济发展中所面临的问题，也是经济学探讨的养分和动力，所以，在此形势下讨论经济发展与改善民生，正逢其时。
中国社科院经济研究所王振中研究员做了题为《要高度重视财富格差的问题》的主题报告。
王振中研究员首先对格差一词做了解释。他指出，“格差”一词还比较陌生，它译自日语，接近中文中“差距”的意思。但它除了“差距”的意思，还有一个阶级地位、身份的含义。在此，还是采用大家较熟悉的差距一词。
王振中研究员认为，现在我国财富差距问题比较突出，到2008年末，我国高净值人群是30万人，到2009年末，增长到33.1万人，去年年底，已达38.3万人。高净值人群是指个人可投资资产在1000万元人民币以上的群体。而可投资资产则包括个人持有的现金、存款、股票（特别是指上市公司的流通股和非流通股）、基金、债券、银行理财产品、保险、寿险、投资性房产、离岸基金等，但不包括未上市公司的股权、自住房产、耐用消费品和艺术收藏品等。可见，真正的高净值人群的可投资资产规模是巨大的。据估算，2009年底，高净值人群所持有的可投资资产，已经超过了9万亿。也即，相当于中国总人口万分之二的人，持有相当于当年全国城乡居民存款余额26万亿的30%，相当于当年GDP的26%，而且这些财富多数都来自房地产。
我们国家正在进行城镇化建设，在这过程中，造成了一定的财富差距。2010年，农民人均纯收入是5919元，农村人口是6亿余人，农民纯收入总计4万亿元；2009年和2010年的土地出让金分别是1.5万亿和2.7万亿，共计4.2万亿，也就是说，两年的土地出让金，就相当于2010年农民全部纯收入。“十一五”期间，我国新型农村医疗合作基金的支出总额是832亿，2010年的土地出让金就是其32.43倍。由此可见，在土地和农村问题，在农民参与土地增值的收益分配方面，我们的政策亟须调整，核心就是集体土地的合理议价，利益应该与农民分享。
目前财富分配差距偏大，有多方面的潜在危害。中共十七届五中全会和《“十二五”规划纲要》提出了我国存在的不平衡、不协调、不可持续发展的11个问题，其中最引人注目的就是社会矛盾明显增多。这一现象，与草根群体的状态紧密相连。草根群体的状态是引发我国社会不安的重要因素。然而，草根群体与广大老百姓一样，随着我国经济的发展，他们的物质欲望与精神欲望也与日俱增，这些欲望得不到满足，随之产生的就是焦虑、不安和不满的情绪。
中央民族大学经济学院院长刘永佶教授则以《中国政治经济学：主体、主义、主题、主张》为题进行报告。
首先，中国人要确立自己的主体地位，这就是中国、中国人、中国的劳动者，这应该是我们目前经济学研究的根本立足点，如果脱离了这三个主体，那么这种经济学不能称其为中国人自己的经济学。从1840年以来，中国一直在世界范围内寻找能够解决中国问题的经济学，但是在这诸多的经济学中，恰恰没有中国人自己的经济学。而中国人自己的经济学在中国的发展过程中至关重要，意义重大。这个经济学应该来源于马克思主义，方法来自于矛盾分析法。
其次，在主体的基础上，我们应该有自己的主义，这个就是劳动者的主义。刘永佶教授将之称之为劳动社会主义。
再次，在主体基础之上，在主义指导之下，刘永佶教授提出了主题的概念。他认为，做经济学分析，必须要揭示矛盾，分析矛盾。可以从制度、体制、结构、运行和管理五个层面来进行分析。
最后，刘永佶教授指出，要在坚持社会主义的前提下，来解决中国现在的经济矛盾。在制度层面，要大力的、切实的进行公有制的改革；在体制层面，刘教授认为，目前，我国经济发展出现了很多问题，都可以从片面追求GDP发展中找到答案。对此，刘永佶教授提出了计划市场体制的概念。在结构层面，提出内生拓展性的概念。我们现在的经济发展，应该首先着眼于中国劳动者的发展，在此基础上可以适当拓展。经济发展的目标，不应以实现外向型经济为导向，也不应以参与世界经济大循环为导向，而应以提高中国劳动者的素质和技能为导向。
北京大学孙蚌珠教授报告题为《低工资劳动者的工资问题》。
她认为，在收入分配领域，提高居民收入在国民收入分配中的比重，提高劳动报酬在初次分配中的比重，这两个比重的政策是改善收入分配的重要举措。但是要把政策落在实处，则需要关注更为具体的问题，有一个群体特别值得关注，这就是低工资劳动者群体。
孙蚌珠教授主要分析了低工资劳动者的工资问题。
第一，低工资劳动者是劳动者中的大多数。国际劳工组织把低工资定义为工资中位数2/3水平，低工资劳动者的主要特征是教育程度低、工作经验少、从事低技能劳动、合同期限短。这些劳动者多为女性劳动者或者在非正规组织以及小型企业就业的劳动者。中国的低工资劳动者群体和其他国家的低工资劳动者有共性也有特殊性。
第二，低工资劳动者的工资水平低且工资是其收入的最主要来源。一是低工资劳动者的工资水平比较低。二是除了名义工资低外，低工资劳动者的实际工资也是较低的。2010年城镇居民人均工资性收入达到13708元，城镇居民人均消费性支出13471元。如果低工资劳动者的工资达不到人均工资水平，那么也达不到人均消费水平。低工资劳动者既很难有财产性收入，转移支付性收入也比较少。
第三，低工资劳动者工资低的原因。低工资劳动者工资低可以从产业结构、人力资源结构、经济发展阶段等多层面分析。就制度层面看，我国工资制度是“市场形成机制、企业自主分配，职工民主参与，国家监控指导”。一是市场形成机制，低工资劳动者数量较大，在就业市场上供过于求。并且低工资劳动者主要从事简单劳动，劳动同质性强，差异性小，没有竞争优势。二是企业自主分配职工民主参与，大部分企业民主程序履行不力或者根本没有职工民主参与企业管理，劳动定额和工资标准由企业的经营者决定。而因为企业逐利，出现利润侵蚀工资成为一种自然的现象。三是国家监控指导。政府虽然制定了很多与工资相关的法规，但监管不到位，实效性不够。
第四，解决低工资劳动者的工资需要明确的两个问题。一是解决低工资劳动者的低工资问题是不是干预市场？这是经济学界长期以来一直有争议的问题。但是事实上是没有哪个国家的工资完全由市场决定。据国际劳工组织的数据，集体谈判一方面加强了工资和劳动生产率之间的联系。集体谈判覆盖率较高的国家，人均GDP每增长一个百分点，平均工资增长0.87个百分点（工资弹性）。而覆盖率较低的国家，工资弹性只有0.65；另一方面，有助于缩小工资差距。工会组织率高的国家(50%以上),低工资劳动者的比例只有低组织率的国家(低于15%)的一半左右。政府应该做很多。比如，首先促进教育公平，加强劳动者的技能培训，提高劳动者素质；发展公共就业服务体系，降低或减少低工资劳动者的就业成本。其次，制定相关的法律制度，提供相关的法律服务。比如企业工资正常增长机制、工资支出保障机制、工资指导线制度、工资指导价位制度、行业人工成本信息、工时制度、劳动定额制度、最低工资、集体谈判制度等等。二是提高低工资劳动者的工资会不会失去竞争优势？中国经过30多年的改革开放，经济上取得了重要成就。要实现经济长期持续健康的发展，提高劳动者素质从而提高低工资劳动者的工资，恰恰是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寻求新的经济增长动力，实现产业结构升级优化，改善收入状况缩小差距，形成新的竞争优势的必然选择。
中国社科院《中国社会科学》杂志社经济编辑室主任许建康研究员以《跨越“卡夫丁峡谷”与中国道路》为题展开了论述。他认为，在当前发展环境下，重提跨越“卡夫丁峡谷”对于中国的发展具有至关重要的意义。
中国的发展自鸦片战争以来，经历了两个时期，即革命时期和建设时期。革命时期以五四运动为分水岭，分为旧民主主义革命和新民主主义革命两个阶段，两个阶段各自对应有着不同的基本发展模式。新中国成立以后，中国社会总体进入社会主义建设时期，经济发展模式也经历了三种形态，第一种形态是确立和奠定了社会主义基本制度，经济上有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模式；第二阶段通过改革开放实行经济体制转型，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模式；现在正处于第三阶段，经济社会从粗放型增长方式转向集约型、公平、可持续发展模式。这五个模式是逐次叠进的。
许教授认为，我们的跨越是否能够成功，核心在于我们自身的自组织能力，目前，我国虽然已经进入了世界经济体系并实现了经济的不断扩张。但是我们必须看到，我国的产业结构级别较低，自我创新能力较差，这使得我国在国际竞争中呈现诸多劣势。在跨越的过程中，虽然我们目前还要不断地在被动的态势下进行学习，但是与此同时，我们也要进行主动地自我组织。在这种主动自组织的情形之下，我们的发展环境，也就是许教授所称的“高阶子系统”发生震荡，会为我们自组织能力的增强提供时间和空间。
北京大学王志伟教授作了题为《欧元区的经济困境：主权债务危机及其出路》的主题报告，重点讨论了欧洲债务危机出现的原因，可能的解决措施以及对我国经济的影响和启示。
王志伟教授首先论述了欧洲债务危机出现的原因。他认为，欧元带来的矛盾和困境，既来自于货币本身给经济带来的固有矛盾，也来自于欧元区经济中货币的统一与各国经济发展水平不一致以及财政状况不一致之间的矛盾。这些矛盾的关键在于，欧元区各国在经济发展水平不一的条件下，经济和财政上的国家主权与货币的超国家主权之间产生的矛盾。
其次论述了解决欧元区主权债务困境的出路。一般情况下，解决主权债务危机的最好的主权货币大幅贬值。但是由于欧洲央行的超主权性，不可能为希腊埋单解决问题。欧元区主权债务困境的根本出路首先在于欧元区内各国财政、货币决策权的完全同意。但无论从理论上还是实践上都有很多困难。
再次论述了欧元区主权债务危机对我国也有着重要影响。一是由于欧洲债务危机导致欧洲经济萎缩，这会直接导致我国对欧贸易萎缩。另外，在欧元区主权债务危机拖累世界经济的情况下，也会降低我国对其他国家的贸易。二是如果欧元区为解决债务危机而实行量化宽松政策，增发欧元，必然会导致欧元贬值。我国目前的美元外汇储备中，约1/4是以欧元资产的形式持有的，这必然会对我国造成较大的外汇损失。三是在欧洲出现债务危机的情况下，国际资本会由不太可靠的欧洲、美国流入经济持续增长且较为安全的国家如我国寻求收益，这会对我国造成严重的流动性冲击，带来更为严重的外汇占款以及通货膨胀压力。四是这种状况也可能对人民币造成更大的升值压力。
最后，王志伟教授阐述了欧元区主权债务危机的启示。一是从欧洲目前出现的困境而言，多国和地区的货币一体化和经济一体化是个非常复杂的问题，不能简单视之，必须仔细审视权衡、审慎行事，否则将（至少在一定时期内）陷入难以摆脱的困境。这对于推进亚洲经济区域一体化、东亚经济一体化，甚至仿照欧元推出亚洲货币的进程，都有重要的警示作用。二是欧元区主权债务危机警示我们，货币政策的决策权与财政政策的决策权是应该相统一的，二者的分离将会给经济发展和宏观经济调控造成困难。三是欧元区主权债务危机也提醒我们，一国经济发展，特别是大国在经济结构上不能畸轻畸重，特别是畸形的经济结构将导致严重的对外依赖性，很可能在一定条件下使国家经济陷入困境。四是欧元区主权债务危机也警示我们，一国经济发展不能完全脱离制造业，或脱离制造业太远。五是欧元区主权债务危机还警示我们，国家的外汇储备必须多元化，也必须经常调整其结构。
国防大学卢周来教授的主题报告题为《公共领域该如何改革：以供暖改革为例》。他指出，根据对东北、西北和华北8个城市的调研，可以得出结论，垄断问题，无论是国有还是民营，都会造成社会福利的损失，所以真正的问题不在国有还是民营，而在于是否垄断。
如果国有是真正的国有，就是民众可以分享的，总体上国有垄断比私有垄断要好。如果把问题仅仅归于“国”还是“民”，不仅无法解决垄断导致的福利损失，而且会导致地方政府推卸公共产品和服务提供的责任。解决垄断问题的方式应该是，把关系国计民生的物资公营化，而把市场能解决的实行竞争化。如果把非市场领域的产品一定要推向市场的话，会导致对公众的两次剥夺。卢周来教授以供暖为例展开了论述，指出，市场化垄断企业会带来诸多弊端，真正关系国计民生的问题，价格解决不了供需问题，外部性又很大，应该不以盈利为目的，弥补市场缺陷，提高公共公营企业，置于全国人大、政府和媒体的监督之内。改革永远是手段，不是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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